在眼下的手稿學研究中，還原手稿中的涂改內容正成為一門新興學科，受到越來越多學者關注。有一種觀點認為，辨識出作家創(chuàng)作中被涂抹的文字，將其與最終出版的文本進行比對研究，能得到不少啟示，對學術研究和今天人們學習寫作都有益處。也有學者提出質疑：作家本人在原稿上的涂改，研究者有沒有權力去恢復原貌？

日前在上海舉行的中國手稿學學術研討會上，這些議題成為專家討論的焦點。

手稿形態(tài)真實記錄了作家創(chuàng)作過程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錫榮指出，手稿學是中國特有的稱呼，國際上稱之為“文本發(fā)生學”或“文本生成學”。該理論強調：文學是一個過程。手稿的形態(tài)，真實記錄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創(chuàng)作狀態(tài)，也是作家性格、習慣、喜好的表征，可以讓人們更好地走近作家及其文學世界。

比如，茅盾寫作時極為嚴謹和縝密。以《子夜》為例，該作品涉及兩大家族、幾十個人物，行云流水的敘事和情節(jié)其實來自踏踏實實、不厭其煩的提綱挈領和謀篇布局。茅盾在《〈子夜〉是怎樣寫成的》一文中談到，“我有時一兩萬字一章的小說，常寫一兩千字的大綱”。而《子夜》的寫作大綱，篇幅相當于一部中篇小說。

與之相反，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手稿總是布滿了修改和圈涂的痕跡。比如，其首部長篇小說《匹克威克外傳》手稿上，有大量改動，部分涂抹圈劃的地方用墨較多，墨水甚至滲透了紙張。據記載，曾有排字工人抱怨狄更斯“用羽毛筆蘸著濃重的藍墨水，寫得手稿四處濺墨”，從中看出他創(chuàng)作速度飛快，有邊寫邊改的風格。

然而，不管寫作習慣多么迥異，手稿的修改在所難免。以魯迅為例，由于寫作前做了充足的準備，他的手稿排列規(guī)整、字體清晰、頁面干凈，但仍有修改。比如，他的散文名篇《藤野先生》就曾修改過標題。日本學者佐藤明久借助照相技術，辨識出其原題是《吾師藤野先生》。

為何要作此修改？業(yè)界專家分析認為：因為“吾師藤野先生”這個稱謂有語病。“吾師已經是先生了，再稱先生就重復了。還有，魯迅的老師有好幾位，如果稱吾師，似乎只有一個老師，所以最后改成‘藤野先生’?！蓖蹂a榮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魯迅下半夜寫作時，由于體力下降、睡意襲來，會導致筆誤增多，字跡疲軟。而且，他的修改有反復的過程，一句話寫出來，往往邊寫邊改，改完又改。比如在散文集《朝花夕拾》第３４０頁第十二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手稿“舒服”原為“下”，后改為“安穩(wěn)”，再改“舒服”，從修改內容可以看出魯迅寫作時的狀態(tài)。

社會效應與學術倫理，如何取舍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主任張中良表示，還原手稿生成的過程，不僅有利于學術研究，對于今天的人們學習大文豪如何寫作也是很好的教材，可以有效發(fā)揮手稿的社會效用。俄羅斯學者魏列薩耶夫在其所著的《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一書中，曾有如是表述：“應該這么寫，必須從大作家們完成了的作品去領會。那么，不應該那么寫這一面，恐怕最好是從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學習了……”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則提出另一種思考：寫作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有“草稿”“初稿”“定稿”“清稿”“修改稿”“改定稿”等，究竟哪些是作者本人愿意公開示人的？而作家本人在原稿上的涂改，研究者有沒有權力去還原？

他以“晚清四大日記”之一——清末學者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為例，在這一積累了四十年心血而成的日記中，李慈銘寫了洋洋數百萬言，對朝廷政事、文史考訂、詩文著述、日常生活、人物月旦等皆有詳說，論事評人往往率性直言，特別是讀書心得所記內容尤為豐富。在作者生前，該日記即蜚聲士林；死后經蔡元培整理出版，《越縵堂日記》更是風行海內。值得關注的是，日記均以影印形式出版，但蔡元培對其中文字作了刪節(jié)。他究竟刪了什么？為什么刪節(jié)？這一直是個謎。以致人們非見原稿而不知原貌，引發(fā)浮想聯(lián)翩。黃顯功檢視了《越縵堂日記》稿本與商務印書館版影印本，再結合蔡李兩者的交往，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內情：蔡元培所刪文字主要是謾罵之辭和指稱名字。從表面看，蔡元培是在以編輯的角色進行文字的加工處理，實際上其中蘊含了他對李慈銘深厚的感情。

“這與李慈銘生前涂改文字的意圖正有相通之處。如果天假人壽，李慈銘也許還會繼續(xù)涂改他的日記?！秉S顯功認為，多大程度上還原作者的刪改內容，牽涉到學術倫理的問題。在他看來，如果作者在刪改時，只是劃了幾條橫杠，內容依然肉眼可見，說明其對所刪內容不是很忌憚。如果刪改的內容用墨完全涂黑，作者本意很明顯，那就是不愿意給人看，縱然現(xiàn)代技術可以輕易將其還原，也不應該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