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歷史進程與現實問題

從２０世紀２０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左翼文學發(fā)展十分迅速，到了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不僅生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話語，而且其聲勢也已經蓋過了在中國曾經頗有影響的自由主義文論。１９４９年７月“第一次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即將被選為“文聯(lián)”主席的郭沫若在他的“總報告”中自豪地宣告：“五四”新文學經過三十年發(fā)展，“封建文藝”已經“在理論上解除武裝”；“國民黨法西斯文藝”“受到全國文藝界和全國人民的唾棄”；“歐美沒落的資產階級文藝”“已經完全破產”，新中國文藝的歷史使命，就是以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為基本方針，“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這種判斷并非僅僅基于一個勝利者的樂觀與自信，而是有著充分的現實依據的。

然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后，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格局中的主導地位有逐漸弱化的危險。這表現在與各種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相比，甚至與中國古典文論相比，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出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微弱，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學者也越來越少。而且，在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學者中，多數人實際上關注的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真正把注意力放在２０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上面，對其理論內涵進行總結，把其基本理念與立場作為自己的文學理念加以堅持的學者；堅持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運用于中國當下的文學現實，努力去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者，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當一些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難的聲音出現的時候，旗幟鮮明地站出來進行反駁，自覺維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權威的學者，也比較少見。

這些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要進行具體分析。就外部環(huán)境看，首先與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中國社會逐漸走向多元開放，大量在西方產生的新的理論思潮涌入國內有關。國外思潮的大量涌入，使得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學者，必須面對激烈的理論競爭。而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理論界又存在著對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理論話語過于迷戀的傾向，整個文論界在追逐西方理論話語的過程中，對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形成的中國“新文學”的理論傳統(tǒng)，缺乏正確的評價與應有的信心。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多年來，無論是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在中國，現實語境的變化與文藝狀況的變化都是十分驚人的。特別是互聯(lián)網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導致文學作品在文本存在形態(tài)、生產方式、傳播方式、接受方式等方面都與之前產生了很大的差別。媒體融合所引發(fā)的文學傳播觀念和創(chuàng)作實踐的巨大變化，也對原先的文藝理論范式提出了的挑戰(zhàn)。在這種情況下，之前形成的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內的文論話語，其原有的概念體系與研究范式都表現出了很大的局限性。

當然，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者自身也有許多應該反思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進入中國之初，就把關注文學實踐、指導文學實踐作為最重要的理論訴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往往有著十分明確的文學立場與文學主張，對自己時代的文學發(fā)展也有著強烈介入的意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如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周揚、胡風等等，大多兼有作家、批評家與理論家多重身份，身處影響巨大的文學社團之中，是引領時代文學思潮的核心人物，其鮮明的理論主張對特定作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具有很強的現實影響力。正是在這一傳統(tǒng)的影響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實踐品格。然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后，許多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者，缺乏與批評家、作家以及當下的文藝作品、文學現實對話的興趣與能力。當文藝理論家的理論研究既不結合具體的文學實踐，又不試圖介入與影響新的文學實踐時，就很難產生應有的影響，更不要說去主導一個時代的理論話語。

（作者系山東大學威海校區(qū)文化傳播學院院長、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心執(zhí)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