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罕·帕慕克（左）和女兒呂婭在伊斯坦布爾街頭

英國廣播公司一臺的文化專題節(jié)目《想象》近日播出六十七分鐘紀錄片，片名《奧爾罕·帕慕克：一個異類的思想》（ＯｒｈａｎＰａｍｕｋ：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ｉｎｄ）。

在片中，主持人艾倫·延托布前往伊斯坦布爾，敲開土耳其大作家帕慕克的家門，在陽臺上觀賞博斯普魯斯海峽風光——近在咫尺的宣禮塔、海峽里的大輪船和對岸的托普卡珀宮，又進書房談文學、藝術、宗教、童年、政治局勢、軍事政變和文化的碰撞。

延托布問：你目前正在寫的書是關于什么的？

帕慕克答：我正在寫一部歷史小說，故事發(fā)生在１９００年，有一場瘟疫，奧斯曼人，歐洲人，施行了強制隔離。［畫面中出現(xiàn)了帕慕克的書桌，我們看到一本書，名叫《世界歷史上的瘟疫》，一篇學術論文的打印稿，題為《土耳其嚙齒類物種生境形態(tài)之地理分布研究》。］還有男青年、女青年、愛情、有錢人，以及在我這部分世界上生活的復雜性。隔離是件恐怖的事。別人來到你家：“快從房子里出去，我們要把這個燒掉，我們要把那個燒掉！”土耳其醫(yī)生是想要隔離的，這樣才能救人民的命，而人民不想遭到隔離。我喜歡這些反諷：救那些恨你的人的命，救那些不要你救的人，救那些不要你的思想和你的科學的人。這就是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就連奧斯曼帝國的普通人也認為帝國不會長久。所以也有這種衰落的感覺，死亡的感覺，歐洲人做了那么多的事，而我們制造不了這個，也制造不了那個的感覺。這些就是我的主題。

中華讀書報兩年前報道，帕慕克的這部小說名叫《瘟疫之夜》（ＶｅｂａＧｅｃｅｌｅｒｉ），原計劃２０１７年秋天上市，現(xiàn)已跳票。

英廣紀錄片使用土耳其口音的旁白，大量引用了帕慕克作品中的文句，亦有賣缽扎的小販出鏡，一如《我腦袋里的怪東西》的主人公，處處展現(xiàn)出城市風貌和人民生活的快速變遷。

帕慕克帶延托布游覽伊斯坦布爾，參觀托普卡珀宮、尼尚塔舍、祖宅帕慕克大樓和通體皆紅的純真博物館，為他翻譯街道兩旁的標語涂鴉，與街頭小販、建筑工人和普通讀者打成一片，還把女兒呂婭、母親謝屈蕾和最近幾年的伴侶阿斯勒·阿克亞瓦什介紹給他。

甚少公開露面的呂婭·帕慕克去年以編劇身份出道，拍成十八分鐘的電影短片《市郊》（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ｔ）。

尹婷婷譯奧爾罕·帕慕克小說新作《紅發(fā)女人》剛剛由世紀文景公司在今年４月發(fā)行。何佩樺譯《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同期推出新版，書中收納的老照片增至四百五十幅，其中一些，我們在英廣紀錄片中也能見到。

最后，面對城中拔地而起的一幢幢摩天大樓，帕慕克告訴延托布：

我自感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來觀察人類的文明史。在六十年的時間里，看到自己的城市從兩百萬人增長到一千七百萬人，這樣的作家很多嗎？所有這些變化，變化，變化，我一直身在其中。人類對變化的熱切，對變化的渴望，保守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破壞，破壞，破壞，建造，建造，建造，我都有紀錄。我執(zhí)著于這個主題，寫啊，寫啊，寫啊。他們都以為我的伊斯坦布爾是懷舊的伊斯坦布爾。是的，我寫過那些早期的書，可現(xiàn)在我愛的是這一個主題。我想探索這個主題。我想看到它人性的一面。這就是我現(xiàn)在想要的。